11月21日12时30分，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第二期学术午餐会在科研楼B209举办。本次学术午餐会的主题是公共政策过程中大众媒体的影响机制问题，主讲人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周庆山教授，对谈人是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的刘双庆老师，会议由滕乐老师主持。
周庆山老师以著名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的观点——“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信息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作为引子，结合滴滴出行、共享单车等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及其它热点事件来探讨公共政策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影响过程等内容。
周庆山老师认为，在公共政策的提出和修正中，媒体传播起到了“触发器”的作用，媒体报道是社会系统的雷达、反馈机制，因此媒体需要改变政策路径依赖和政策解读工具角色，从政策传声筒转型为合理民意的建构机制和社会公器，从而推进政策的科学进程。
在探讨媒体的政策影响过程的问题时，周庆山老师指出，有四种因素对大众传媒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政府信息治理，二是传媒的市场化，三是互联网的兴起，四是社会转型。大众传媒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的变迁趋势是从“组织喉舌”向“社会传播机构”转换，从垂直把关的一元化模式向横向集成的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二元化转换的过程。
最后周庆山老师指出，政策过程需要公开、公正、公平，不应受到媒体和舆情绑架，政策机制需要充分保证其稳定、公允和可操作性。同时，媒体传播与政策过程的机制还需要更为深入、科学的研究和论证，包括政策类型及媒体机制的系统分析，以及社交媒体时代的话语体系多元化、利益主体复杂性和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公共政策机制差异性影响分析。
周庆山老师的分享结束后，刘双庆老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刘双庆老师认为周庆山老师的发言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串联了大众传播学的经典理论，给人很大启发。同时，他向周庆山老师提出了关于“议程设置理论在当下的中国是否适用”、“社交媒体时代下如何发展理论”、“新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如何更好结合”、“传播学理论应从何种视角进行研究”的问题。
周庆山老师认为，首先，理论的是否适用其实是范式的转换和范式的差异性的问题，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当然不可能完全适用，但中国的媒体也存在议程设置，只是方式与西方不同，并且是直接的、不回避的议程设置。并且目前网络与社交媒体越来越趋于媒体化，有更严格的把关机制，从某种程度上也更加强化了议题的设置。第二，新生态环境下的传播理论体系尚未完善，需要时间需要积累，与经典的传播学理论相比，目前的理论是新环境与传统理论的结合。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新媒体环境下的研究方法仅靠以前的研究方式还是不够的，因为目前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对象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对目前大数据技术等新方法可以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但是基于算法、数据挖掘分析新的研究方法目前刚刚起步，尚未规范化，所存在的问题与反思还是值得思考的。第四，传播学的研究视角之间其实并不矛盾，具体操作由研究的目标决定，例如关于大众媒体和公共政策问题既可以做实证研究，也可以做文化的分析。
参与此次午餐会的老师们也积极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姚广宜老师表示，本次的探讨话题透彻地讲述了公共政策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解读了许多鲜活的案例，为大家的学术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例如可以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考虑有关舆论、舆情等问题。
阴卫芝老师从新闻伦理的角度，与大家探讨目前虚假新闻大行其道的现象虚假新闻的概念界定以及新闻从业者职业规范等问题，同时结合了自己的经历分享了对周庆山老师所提到的“媒体触发器”、政策制定的观点。
毕秋灵老师向周庆山老师提出了“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下进行科学的、有意义的学术研究”以及“在中国特定环境下媒体如何在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同时又能为政府的政策制定保驾护航”的问题。周庆山老师认为，学术研究应探寻真理，勇敢地把问题作梳理与探讨，不能作茧自缚，应秉持客观原则，积极地、有建设性地去做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
滕乐老师与周庆山老师探讨了目前通过数据挖掘识别人类与机器发布内容差异的技术问题。周庆山老师指出，目前人类发布的内容和机器发布的内容是可以通过对文本、账号数据的抓取分析内容识别出来，机器发布的内容与普通人发布的信息是具有一定差异的，例如没有原创性的内容。
短暂的午餐会过程轻松愉快，干货满满，师生们共同享受了一场学术的饕餮盛宴，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第二期午餐会至此也完美落下帷幕。
文/钟涓涓